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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信访办主任住宅被强拆后频繁上访

来源: 时间:2019-03-05 18:07:17

退休信访办主任住宅被强拆后频繁上访

吴宗明在拆迁安置区

本报 包丽敏

没有人确切知道吴宗明多年以后再次走进市信访办时的心情。他坐上摇摇晃晃的公交车,穿过这个西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,在市委市政府大院的马路对面,拐进一个有些年头的小院,市信访办公室就设在那里。

7年以前,他还在这里上班,那时他是主任。而去年7月中旬,当这位退了休的老主任再次走进这里,却是来上访的。

“老领导你也来上访啊?”在他原来办公的地方,当时接访的一位市委常委这样招呼他。

他和同事曾在这里接待过排着队前来反映问题的上访户,如今他也成了上访队伍中的一员,他得到的仅有的“优待”是,工作人员给“老领导”倒茶,让他快点签上名,好排得靠前一点。

在广西桂平市,因为一项名为“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”的自治区重点工程项目,200多户面临拆迁。吴宗明家的房子所在地,将挖出一条新的运河。

由于对拆迁补偿和安置的种种不满,从去年7月开始,这位退休信访干部开始了上访之路,那时他家那幢当地典型民居式的四层半小楼还在。如今这栋小楼已被强制拆迁,昔日种满果树的院落也成了机器轰鸣的工地,但他四处反映的问题却至今未获解决。

这位原信访办主任四处反映的,是包括他在内的30多户“钉子户”在拆迁安置过程中的遭遇:

他们认为拆迁补偿不合理,低于自治区4年前出台的标准,比如混合(砖)结构的房屋,每平方米400元,但桂平市政府的标准中最高只补360元。他们请第三方机构对各自的房产评估,估价远比补偿总额高得多,比如吴宗明的房子,估价38万余元,补偿仅25万余元;

吴宗明难以接受的是,既然有关文件中强调,保证被征地民众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,被征土地上的附着建筑物按照“原规模、原标准或恢复原功能”的“重置价”进行补偿,为何他要重新建一栋与原来差不多的房子,还得再贴进10多万元;

30多户原来都在一条二级公路边,而安置的回建地不再紧挨公路,地皮的价值比不上从前,他们要求至少应当补偿差价;

起先他们被告知200多户拆迁户将分到两块地上安置,但安置图下来后,他们却发现,绝大多数都将集中到其中一个地块上。他们无法确知另一地块将作何用途;

拆迁户中的公职人员,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特殊“关照”:一位叫谭敬贤的前副镇长,分别被当地纪委、人事局、组织部门等敦促签字;另一位公职人员,被限期三天内搬迁配合,否则“什么时候撤职不知,后果自负”……

吴宗明其实最初并不想去上访。当“钉子户”们分散或结队去上访时,他不参与。“我是搞信访工作的,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。”他说,“没有材料的让你回去写了材料再来,有材料的也就是帮你转到相关部门。”

他已经64岁了,身高不足1.60米,虽然看上去精瘦,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,嗓门很大。他穿牛仔裤,将一头白发染得乌黑,走起路来经常一只手插在后面的裤兜里。

但是去年7月中旬发生的一件事最终将老主任“逼”上了上访路。那时“钉子户”们得知交通部和区交通厅领导要来视察工程,便涌去了工程建设办。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,领导明天去工地,让他们去工地等领导,还给了一个据说是交通厅领导的。第二天,人们兴冲冲地在工地等了一上午,却没见人影,再打,是空号。

听说这件事后,吴宗明很恼火。大家商议着要去交通厅问个究竟。考虑到许多人普通话不流利,条理不清晰,人们便力请这位前信访干部出马。吴宗明于是带着另一个拆迁户去了省城南宁。

这是这位前信访办主任第一次正式上访。交通厅接访人员证实,厅里没有这样一位领导。接着,他们去了国土资源厅,接访者只在大门口接待了一下,总共10多分钟。然后是纪检监察部门,吴宗明刚把事情说了,接访者就说:“这事不归我们管。”拿了一个信封来,把他们的材料装了,说是“帮你们转吧”。这一天,两人最后还去了自治区高院。结果是:经查询没有相关案件,不能接访。这回是吴宗明跑出去买了一个信封,把材料装了,拜托门卫转交高院院长。

他原来想:“这么多单位,总能碰上个把领导来关心一下我们的事吧。”但情况看起来似乎不是这样。

吴宗明的第二次上访,是在两三天后,去了桂平市信访办。几年前他在这里工作的时候,门前挂的还是一块竖着的大牌子“桂平市委、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”,如今换成了门框上方一块小牌子“信访办公室”。

对于这个部门的职能,他是清楚的:“没有拍板权,只能协调、汇报、请示。”群众来反映的问题,分类后代转到各主管部门;有时会请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出面来沟通;重大问题则向市里主要领导汇报,他也可以“提供参考意见”。

吴宗明原本不愿意去那里上访,但这一次因为听说那几天里市领导正轮流亲自接访,吴宗明想着总可以跟领导当面谈谈这件事。然而,接访的那名市委常委,最后给他的答复是:我们回去研究。

他想,恐怕光在广西反映问题不行。那时他从电视上得知有个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,督察两广,接下来便去了广州。他事先拟了一份“主要咨询和解决的几个问题”,可是刚提出第一个问题,就被接待人员打住了。最终得到的答复是:请回去与当地政府协商,或者诉诸法律程序。

“这不跟没说一样?!”至今提起来,他仍旧忿忿地抱怨。这位曾经当了18年兵的老退伍军人,言谈间有时忍不住要冒出一句“他妈的”,在转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时,喜欢用“这小子”来指称自己。

老信访办主任不再对上访抱有希望,但他的倔劲儿上来了,非要有个说法。他和“钉子户”们往各级部门一份份寄去材料,根据不同的诉请对象拟不同版本的材料,但大多杳无音信。他托人找关系,甚至去过北京,就想能碰上一个“大领导”为他们说句话。他们把举报材料发到上去,又去找媒体反映情况,但都不乐观。

直到今年11月初,北京一家杂志报道了这位退休老主任上访的戏剧性故事,吴宗明一度以为事情也许该出现转机了。然而,尽管许多站转载了这篇报道和相关评论,直到目前,当地相关部门却仍未作出表示。

“我们现在是精疲力竭,山穷水尽啦!”说这话的时候,这个穿牛仔裤的硬朗老头显得有些疲惫,染黑的头发新长出了白色的发根,“我已经这个年纪,也不想再跑来跑去,但实在是迫不得已。”

不过,至今他仍保持着对信访工作的体谅:他不主张“钉子户”们去国家信访局上访,因为“那里人那么多,不要说解决问题,能有说话的机会就不错了”;他也不参与“钉子户”们集体上访,因为人多了不符合《信访条例》的规定,再说“影响不好”;他承认上访作用有限,但“毕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一个渠道”。

“我们不是要捣乱,只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”他一再强调。

在他上访的故事被报道以后,吴宗明觉得,北京学者于建嵘写的评论《原信访主任上访为何也无效》“最能反映现实”。

“这位上访无果的原信访办主任,大约就是现行信访制度的最佳代言人了!”这篇评论写道。评论还说,“如果不对此加以改革,给民众提供可靠的制度性的救济渠道,公权力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就不会减少。”

让这位在市检察院干了11年、司法局当了7年副局长又在信访办当了3年主任的老干部想不通的是,他们在上访中了解到,补偿安置费用由“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”的业主方支付,而拆迁安置工作则由市政府“承包”,面对政府,他们就算觉得补偿安置不合理,也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。

“我把这叫做‘权力承包’。”吴宗明大声嚷道,“政府理应处于中间位置,协调各方矛盾,怎么能由它来‘承包’呢?”他认为这是他们在拆迁中遭遇种种不合理的根源所在。

然而拆迁安置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表示,自治区相关文件规定,此类重大工程项目拆迁由所在地的县(市)人民政府负责征地拆迁工作,征地拆迁费用实行包干。

上个周末,他带着又一次走进市信访办。他几年前工作过的这个地方,原先破旧的瓦房已经粉刷过。为了不影响院里其他机关工作,他们当年曾在办公室后侧开了一扇小门,好让前来上访的人在那儿排队等候。如今,办公室翻新过,这扇小门被封上了。